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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致敬新文化先驅-中新網

发布日期:2021-03-15 00:06   来源:未知   阅读: 次

  尹 鸿

  《覺醒年代》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曆史深度與藝術深度的優秀電視劇。它第一次全景呈現了對現代中國産生劃時代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次生動塑造了陳獨秀、李大钊、胡適、蔡元培以及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一代新文化巨人的群體風采,第一次在風起雲湧的曆史大背景下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邏輯和中國共産黨出現的必然性,第一次將五四新文化摧枯拉朽、一往無前的時代精神表現得曆曆在目、酣暢淋漓,第一次將五四青年追求祖國新生、追求民主科學、追求自由解放的初心表現得青春激蕩、熱血沸騰。正因爲如此,在五四運動剛剛百年之後、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這部電視劇可以說是一次崇高的獻禮。

  藝術深度、曆史深度必然會爲思想深度奠定基礎。當胡適還停留在“新文化”“新人”的階段,面臨民族危亡的陳獨秀在李大钊影響下,已經從啓蒙之路急不可待地走上政治之路、政黨之路,表現出對中國道路的不同選擇。電視劇對人物命運的曆史再現,深化了“中國道路”的思考。從全盤西化到中國國情,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從俄國道路到中國實踐……電視劇呈現了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的救國思想以及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求索之路。傳統與現代、啓蒙與革命、政治與文化、救亡與圖存、學術自由與民族興亡、人道主義與階級鬥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與工農群衆、自由解放與民主富強……所有這些一百多年來纏繞著中國人的問題,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討。雖然並非所有的疑問都得到了最終解答,但它們對觀衆思想的沖擊和激蕩,依然體現了電視劇穿透百年的思想深度和強度。

  《覺醒年代》的藝術深度體現在它並不是曆史文獻的影像還原,也不是對曆史人物的“概念化”重現,更不是曆史事件的編年堆砌,而是把每個主要人物都作爲完整的藝術形象來刻畫,借助大量曆史資料的線索,利用創作者的想象,找到了每個人物的性格之核,也找到了他們共處一個特殊時代的文化共性,從而使得這些人物的思想動機、行爲方式、道路選擇、情感沖突都有了性格支撐,也有了時代烙印。每個人物的複雜性、多樣性也都統一在人物性格的內在一致性中。陳獨秀的雄才大略、光明磊落、剛愎自用、專橫霸道、視死如歸都是連爲一體的,他與蔡元培、胡適等同仁,特別是他與兩個兒子的關系、與朋友們的關系,把陳獨秀天馬行空的性格體現得栩栩如生。人們會相信,藝術虛構而塑造的“陳獨秀”就是“真實”的陳獨秀。此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胡適溫和、務實、自由派的性格,李大钊平實、親民、醇厚的性格,作爲長者的蔡元培沈穩、睿智、從容的性格,甚至辜鴻銘這種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自傲、自居、自大的性格,都塑造得生動准確細膩,觀衆甚至都能通過這些藝術形象來解釋這些人物的政治道路和人生軌迹。在尊重曆史的前提下,這部劇藝術地“活化”了曆史人物,從而證明了曆史劇創作的一個“原理”:人活則曆史活,曆史活則電視劇活。

  《覺醒年代》:致敬新文化先驅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年03月01日 第 07 版)

  作爲一部曆史正劇,曆史深度是這部電視劇的重要價值。全劇以袁世凱複辟、《新青年》雜志創辦、北京大學改革、張勳複辟、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分化、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共産黨成立作爲核心事件,全面展示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爲什麽會發生,以及如何發生、如何變化,馬克思主義爲什麽會在中國傳播等曆史進程,呈現出那個曆史時代絕望與希望、衰老與新生、傳統與現代生死決戰的曆史氛圍和時代趨勢。電視劇用兩代人的選擇告訴我們,在那個中國即將被開除出地球“球籍”的時代,唯有壯士斷腕、革故鼎新才是中國的出路。雖然,曆史從來都不是按照人的主觀意願而發展的,曆史的河道有許多人們無法控制的暗礁、逆流,但是我們不能用所謂後來的“正確性”去否定昨天先驅者的嘔心瀝血和前赴後繼。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電視劇體現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創作態度,正是這種態度確立了電視劇的曆史深度。

  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影响并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趋势在《觉醒年代》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觉醒年代》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特定创作方式的时代影响,但它无疑是向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崇高致敬,是对新文化仪态万千的思想遗产的慎重继承,剧中所谓中国“三千年之大变局”,第一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用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作为世纪考卷,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思想深度、历史深度和艺术深度所支撑起的这部电视剧的特殊意义,值得珍惜。 【编辑:朱延静】

  正因爲人物被“激活”了,電視劇才能不依賴外在的戲劇性、情節性和動作性,而是巧妙地以新文化運動各位先驅與舊文化、舊勢力、舊軍閥的對立作爲沖突,以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三只“北大兔子”(三人各差12歲,均爲農曆卯年出生)以及李大钊從志同道合到分道揚镳的情感關聯爲主線,形成了“桃園三結義”式的人物結構關系;以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青年人在新文化影響下逐漸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以陳獨秀與兩個兒子之間相敬相爭、殊途同歸作爲兩條副線,使得電視劇的所有戲劇沖突,都成爲人與人的沖突,成爲情感、思想、性格、道路的沖突,觀衆仿佛置身于那個峥嵘歲月,現在越來越多的孕媽媽拒絕順産選擇剖腹産慢,與這些人物一起痛苦、一起焦慮、一起選擇。觀衆因爲人物的鮮活而置身于劇,置身于曆史,這是這部劇最傑出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電視劇在注重曆史質感、人物鮮活的同時,還在敘事中注入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曆史詩意。在故事與人物的推動中,它經常用一種情緒化的音樂、形式感的畫面、詩意的空鏡頭、別具一格的小道具,放大、渲染、強化電視劇中那些崇高的、細膩的、悲憫的、信仰的、意味深長的細節、情緒和曆史感,在這種詩意的“間離”中,完成了史詩品格的美學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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